《吕氏春秋》对阴阳家思想也多有吸纳。余嘉锡、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不仅“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阴阳家之义，即使是春、冬二《纪》，亦有“春令言生，冬令方死耳”之义。“今观《吕氏春秋》书，《十二纪》每纪之首篇，《八览》首览首篇，《六论》首论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见长》《应同》《首时》《召类》等篇，皆是阴阳家说，与《史》《汉》所指阴阳家之特点正合。其《十二纪》，每纪间以他文四篇，大抵春令言生，夏令言长，秋令言杀，冬令言死，盖配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正是司马谈所指阴阳家重四时大顺、天道大经之旨。其他各篇流露阴阳之说者，比比皆是。”当然，《吕氏春秋》也并不认同阴阳家一切听命于“天道”或“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而是明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修德行”、“知义理”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与儒家、墨家

儒、墨二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显学”。《吕氏春秋》思想与先秦儒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四库总目提要》有所谓此书“大抵以儒为主”之说。《吕氏春秋》《夏令》《言乐》诸篇，发挥儒家《乐论》思想最为突出，故清人汪中乃疑其为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其他各篇，如《先己》《尊师》《劝学》及《孝行览》等，亦与儒家《学记》《孝经》相表里。《吕氏春秋·恃君览》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此正合《荀子·王制》《非相》“明分使群”之义，为儒家所特有之人类社会起源学说。尽管《吕氏春秋》并不认为儒家的仁义之术有更多现实可行性，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将儒家的孔子与道家的老子相提并论时，有意地扬老抑孔，以显示其对待儒、道两家时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