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产权的性质上说，“财产权，是指可以与权利人的人格、身份相分离而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20]按照现今刑法学理论的通说，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其犯罪对象为公私财物。有学者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财产性利益应包括在财物概念中。首先，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而财产性利益应包括在财物概念中。其次，财产性利益与狭义的财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没有实质的差异。况且，财产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甚至可以转化为现金或其他财物，因而是值得保护的重要利益，将其作为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对象，具有现实的妥当性。如果不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诈骗等罪的对象，就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再次，司法实践中，一般将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21]笔者认为，以上认识不仅在刑法解释论上说得过去，也同时符合民法学的基本理论。“依通说，所谓财产，指具有经济价值，依一定目的而结合之权利义务之总体”。“财产须有经济价值。”“所谓经济价值，指能满足人们经济上之需要，且可以金钱估计其价格者。”[22]财产本身就是权利义务之总体。国外刑法，如日本刑法将“财物”和“财产性不法利益”一并规定在诈骗罪条款中，但是分列于同条不同款之中(第246条第1款、第246条第2款)。日本刑法学理论对财产性利益的解释，“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以外的其他一切财产性利益，除了取得债权或担保权、使人提供劳务、服务等这些积极性利益之外，还包括得到诸如免除债务或暂缓支付等消极性利益。”[23]既然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那么，在“借贷型”诈骗案件，尤其是在行为人辩解想归还借款，且行为人有确实的还款行为的案件中，在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时，如果要运用推定的方法，我们不仅要考察被害人有无财物的损失，还必须连带考察被害人财产性利益遭受的损失，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行为人对所借款项的主观心理态度，还要切实考察行为人对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心理态度。要考察行为人对财产性利益的主观心态，即是否积极地获取该财产性利益。很显然，对财产性利益，如果再以上述“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也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