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快不行了。”阿尔玛在火车站对库尔特说。

　　“我知道，妈妈。”

　　“他还有一年——也许两年——可活。”(当时的医生确实如此诊断，不过奥托顽强的生命力使他撑过了三年)

　　火车喷着白烟驶来，母子俩在雾蒙蒙的站台上手告别。人们认为公开宣泄情绪有失颜面，即便对方是个初次离家的14岁少年。库尔特忍着泪，直到火车开动，他躲进盥洗室，反复冲水来掩盖自己的呜咽声。在明登，库尔特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中间有20分钟午餐时间，他的食宿被雇主海格尔安排在一家简陋的旅馆力，库尔特本就可怜的工钱还得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笔“额外”费用。那个时代的学徒本就是近乎奴隶的存在——未满法定年龄前，学徒必须对雇主言听计从(这是法律支持的)，工时长，不定期获得微薄报酬。

　　在海格尔店里干了半年后，库尔特才获准回家过周末。阿尔玛接到这个消息后不喜反忧，当时有一个叫哈曼的连环杀手在Hannover出没，那正是库尔特回家的必经之路。阿尔玛非常担心，直到儿子安然无恙出现在她面前才算松了口气。但她一个劲絮叨库尔特面临的危险。库尔特烦了，说：“妈，你要是再提哈曼，我就去找他了，请他把我做成法兰克福香肠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