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似的生活，在她的童年里似乎属于常态的，或许正是这些常态的同侪影响，造就了她从事记者职业特有的素质。而这些素质，则是我们没办法教给他们的，因为我们没干过记者，也无法预料记者生活的艰辛与危险。

我常常会想起我的老母亲常说的那句：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兄弟三人，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加上老祖母长期卧床不起，父亲又因为职业的缘故一年之间大多数日子在外面漂泊，母亲为了生计忙里忙外，能用她的劳作勉强养活我们几乎是她唯一的目标，哪有心思像如今的父母们思考什么家庭教育。更为确切地是她也想，但生存压力让她顾不过来。我们就在各自的小伙伴中的打打闹闹中慢慢地长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以上的老人们的童年、少年大有多少不是如此过来的，尽管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明白什么同侪影响。

普遍一胎的家庭教育的问题恐怕在不少时候是有些过头的，就如弗洛姆所言“母亲的良知说：‘不端行为，甚至犯罪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失去我对你生活和幸福的希望。’”，偏偏缺少了“父亲的良知”——“你做错了，免不了要自食其果，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我喜欢你的话，你必须改变你的方式。”从心理角度来看“母亲的良知”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良知往往会导致溺爱——过度保护子女，过分满足子女的欲望，只考孩子虑眼是否开心，而忽视了早晚要离开父母，过他们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