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估计大家都有印象，张麻子等劫匪截杀即将上任鹅城的县长，然后冒充县长上任鹅城。那么在古代这种事风险大吗？真的能冒充成功吗？

其实“杀官后就任”的故事，以清代小说集《虞初新志》的《雷州假县》的古典故事而闻名。明代崇祯年就任雷州县，突然被强盗团杀害，之后强盗们拿着太守的就任证明，大规模地伪装成就任雷州，在工作中居然还干的不错。以致于从领导到群众，都对这伙人敬服能加。直至之后穿了帮，七名劫匪被法办杀头，大伙儿才在诧异中搞清楚：这位深得民心的好官，竟然个杀人如麻的恶匪。

而放到明朝爆品小说《三言二拍》里，这种“截杀官员”的剧情，都是数次出現的受欢迎故事情节。例如“巧会芙蓉屏”经典故事里，上任的县尉崔俊臣就被截杀，跳入水中才捡回来一命。“蔡瑞虹忍辱复仇”的经典故事里，她赴任的父亲都是被水贼截杀。但放到真正历史上，古时候“截杀上任官员”，自身就是说个低概率事件。

去除乱世或乱世时代，一切正常年景下，贼寇们假若“抢劫上任官员”，犯案难度系数通常特别大。特别是官员们去外地上任，通常都走的是官道，住的是驿馆。例如在驿路四通八达的明朝，陆地每过30至40里就会有一个驿栈。水道上间距很远，但百里内也会有驿栈。在水网纵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沿河也有拉纤的“塘路”，塘路沿岸也下设驻守兵士的“烟墩”，差不多是全程严实保卫。

因此说，虽然演义小说里，“截杀上任官员”的事的确有，但放到实际历史上，这确是个风险性巨大的事情。就算无恶不作的贼寇，还要掂量一二。也就是说在崇祯年里这种乱世年月，才有可能出現。

假如说抢劫官员是高危，那麼“冒充官员上任”，也是十分困难。古时候官员的真实身份凭据，有指派官衔的“告身”与“敕牒”，也有证实真实身份的“鱼符”“牙牌”，及其沿线通关用的“符牌”与“传信”。上边不仅注明了官员的真实身份官衔简历，还详尽纪录官员的外貌等特点。因此即使是“雷州假太守”故事里，盗贼们都是选了“众中一最黠者”来冒充太守。放到实际中，那样的“复合型人才”也是难找。因此理论上说，放到古时候的安宁年月里，无论“截杀官员”還是“冒充官员”，全是低概率事件。但操作过程中，古时候也是一些高质量“优秀人才”，进行了一个更超难姿势：无需“截杀官员”，就依靠自己强劲演得，竟能取得成功冒充官员，骗倒一众官员，赚得盆满钵盈。

这在其中的高手，首先推荐宋朝李飞雄。这人本来就是说个蛮横无理，仗着有一个做秦州观察使的父亲无法无天，之后在家里混不下去，骑了一匹骏马出来招摇撞骗。因为他是官员子女，学起官员的作派像模像样，一路上冒充官府钦差，竟然走一路唬一路。沿路州县的官员们全被他的“演得”骗倒，连真实身份凭据都没验看，反倒老老实实跟随他当随从，陪着他作威作福。

来到甘肃清水县时，李飞雄威风也有了，钱也赚了不少，这次作妖想假传圣旨干掉本地军官，随后操纵边军谋反。这一下本地官员们吓得懵了一片，眼见还要糊里糊涂丧命。知县刘文裕却发觉这位“钦差”不太对，壮着胆量忽然把他擒住，细查才了解是个仿货。但是，西北各地巡检官员都被他骗完了。传到京城，听见谁掩面，太宗也生气了，“夷飞雄家”，不仅是受骗，和李飞雄一起摆威风变福的官员，也跟着掉脑袋——一个人把这些官员骗成这样，北宋这样的官员有什么用？

假如说那时候的北宋，還是由于國家初立，各类规章制度不完善，另加官员素养良莠不齐，才被这李飞雄钻了钻空子，那麼明代一位骗子，却进行了更超难的“表演”：杨福。这位杨福本是一个平头百姓。而那时候的明代，官员的身份信息核验制度已极其完善，“冒充”概率贴近为零。这位杨先生只是听说大太监汪直很牛，就产生了冒充汪直诈骗的想法。

（影视剧汪直形象）

他和朋友两个人从芜湖动身，他冒充汪直朋友冒充校尉，居然就能走一路敲一路，场面越走越大。从芜湖经苏州无锡市常州市，一路南进到福建延平。沿路地方官竞相送礼物请托讨好，也有老百姓挡路伸冤控诉。骗财骗入心情愉快的杨福，果断也见机行事，干了好些惩贪官平冤案的好事儿，“汪直太监为民做主”的佳话，都是传播开来。直至这群人来到福州市，遇上了不信邪的驻守太监卢胜，非得检查“假汪直”的“符牌”，这次早已骗了小一个半大明朝的风波，才算从此穿帮。弄巧成拙的杨福也被处决——实际上，只要是许多人像卢胜一样，多问一句话，多查一眼“符牌”这风波，早已穿帮。

大家在意的是如何抱[文]着大太监赚取利益，[章]谁想相信是假的呢？[来]谁又敢多问一句？官[自]员们的心理状态全是[历]这般，再完善的检查[史]制度，也成空话。由[大]于人浮于事的政风，[全]极其的腐败问题，归[网]根结底，却比最凶狠[文]的盗贼还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