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之战最终以大顺军惨败而告终，尽管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这是事实，但“马迅风疾，飞矢雨坠”的大量史料却是胜利者的夸张。但为什麽从山海关到大顺军败北，几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呢？本文从山海关战役后的战略与大顺军从一开始的内政两方面来分析。

图为李自成败亡路线图

山海关大顺军作战后的对策：

其一，山海关之战的失败，如果处置得当，有可能只是局部的暂时失败。

除刘宗敏负伤、李双喜战死外，大顺军中的许多战将都没有战死，可想而知，大顺军的损失实际上并不大，而且还能及时组织反攻。在吴三桂与清军结盟时，多尔衮也考虑到“流贼横行，广而众，不可轻敌”，多尔衮这里说的是李自成作战经验丰富，兵力雄厚。

所以能否战胜李自成[文]，多尔衮是有疑虑的[章]。比如李自成，他可[来]以利用自己的长处和[自]敌人的短处，就不难[历]找到合适的战机。但[史]山海关战役之后，大[大]顺军并未组织大规模[全]的反攻。

第二，在李自成撤退[网]的过程中，多尔衮忙[文]着安排清廷入关，只[章]给了吴三桂十万大军[来]追击李自成的时间。[自]

如果李自成从容应对[历]，此时依靠有利的地[史]形，依靠众多的兵力[大]，广大农民的支持，[全]对吴三桂的追击部队[网]，完全可以围攻全歼[文]，至少也可以有效地[章]阻止清军的进攻。

但是李自成并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吴三桂反而利用了士绅阶层的正统思想，假借崇祯之名，假借崇祯之利进行报复。这样，李自成便功败垂成，倾家荡产。

第三，撤出国都北京城。

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兵力仍不足十五万，这不得不说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如果能够在北京城守得住，清吴联军就不可能攻破北京城，要知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时，城防设施基本上完好无缺，最重要的是，清吴联军是没有后勤粮草供给的，而大顺军此时已占北中国大半。

无论前战乱多么严重，都算是断了漕运，但在这样广阔的地域里，后勤补给肯定比清吴联军容易得多，相持的时间越长，对清吴联军就越不利，一旦清吴联军为后勤粮草发生争执，或为其他利益反目，大顺军就有可能翻盘。但是，李自成26日返回北京，29日又撤出北京。

没几天就逃回西安了，这么快就溃败了，历史上罕见。

李自成为什么要逃回西安？

一、以前他的判断受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西安称帝以前，相信所谓“关中、大王、桑梓之邦也，得天下三分之二”。…立帝业"的书生议论，试图割据一隅，做残梦，走向五代和南宋。

二、过去的经验教训。李自成与明王朝苦战十余年，屡次遇难却仍能东山再起，危而复安，败而复起，所以想借关中地区依山傍河的地理优势，实施退守不失的战略。

由于这两点，山海关的李自成稍一受挫，便仓惶逃回关中。但李自成这些想法，无疑是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离开北京后，他失败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上述三个战略错误，犯一个可能满盘皆输，李自成居然全犯得难以置信。然而，最为严重的是，占领北京城后忘乎所以，选择性失明，使山海关成为他和他的大顺军1644年整个时期最大的军事失败。但大顺军的失败不只是军事上的，还涉及政治。

大顺军的糟糕内政

一六四四年，大顺取明而代代相传的景象已逐渐明朗，但大顺政权并未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对其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大顺政权是由起义的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政权。其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政策，虽然有一部分是根据广大贫苦群众的呼声制定的，但并不违背地主阶级的利益，比如“平买平卖”。

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尤其是地方地主——官绅)的利益，例如财政政策。明代后期，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不断增加赋税，仅崇祯三度增税，沉重的赋税使农民陷入困境，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与发展的重要背景。

来自社会底层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等人深知民情，因此提出了与明末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就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阳政权建立了“三民主义”政权。历史资料显示，大顺政权至鼎盛时期为止，其管辖区域，包括黄河流域，均未征收赋税。襄樊时期，由于军马不多，政权机构相对较少，粮响费用也不难筹措。

但到了1644年正月，在西安正式建立的大顺军，由于军力强盛，兵源增加，兵势强盛，兵力扩张，要解决百万人的供给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原来采取的没收家产，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军粮，再加上小规模的屯田，远不能满足需求。

以前实行的打粮法，现在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地方已经是自己的了。就这样，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收回“三年免征”的许诺，走所谓的“减征、免征”的路子；二是坚持三年免征，另辟财源。

大顺政权的领袖们选[来]择了后者，他们开辟[自]的财源就是收赃助饷[历]。

这一政策推行于1644年春夏，正是大顺政权军事上突飞猛进的时期。追赃的时间不长，范围却很广，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对官绅地主增加国家的全部财政负担，这在革命性质上应是完全肯定的，但在政治意义上却是灾难性的。地主归顺李自成，并把他作为自己的新靠山，这是以保护自己利益为前提的，尽管李自成也曾在政治上招待过他们，但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

更何况，追赃过程中必然会动用国家权力，施以刑讯，官绅体面也会随他们扫去钱财。这对一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心中的悔恨与愤恨，也是难以想象的。

大顺军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时，地主阶级和官绅们害怕了大顺政权，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是已是“一饮而尽，未及发也”。众多的历史文献中不难发现双方矛盾的极端紧张，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类阶级冲突在山海关战役之前是潜在的。农民们如释重负，个别官绅地主中的死难者，在山海关战役前，就已经狗急跳墙，公开反对大顺政权。

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史]，说明包括李自成在[大]内的大顺军中根本没[全]有人认识到“追赃”[网]行为是根本不能建立[文]一个有效统治天下的[章]政权的，或者说以农[来]民为主体的大顺军将[自]领本身并不具备统治[历]天下的素质。

比如李自成就让宋献策代他出面规劝刘宗敏放了吴襄。但是刘宗敏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变本加厉地“追赃”了每一位前明官。事实上，刘宗敏不仅仅是大顺军的二号人物，他更是一把好手。于是李自成眼见劝告无效，却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刘宗敏等人。大概照李自成的想法，既然吴三桂铁定要投降，那又何必为了一个降将和自己的大将而不快呢？但是思想归思想，其实不然。

事实上，刘宗敏对以吴襄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作法，不仅直接牵动了吴三桂的思想，而且还影响了1644年的王朝更替。这种内政上的失败自然也使大顺军在以后的战役中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